回到印度之后不久,罗宾·泰戈尔一直十分尊敬的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与世长辞了。乔迪楞德拉纳特是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罗宾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以后,给罗宾以颇为中肯的建议和指点,是罗宾志同道合的亲人。兄长的去世给了罗宾以沉重的打击。他只是将悲痛的感情和颤抖的心灵掩在外表的沉默平和之中。迄今为止,罗宾早已多次与死亡会面,历经多次生离死别的凄楚之后,他总是这样说:通过死亡和悲痛,平静寓居在永恒的心灵里。
同一年,即1925年5月,圣雄甘地来到桑地尼克坦。当时,随着1912到1922年不合作运动浪潮的消退,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值低潮时期。
于是,在1924年底召开的印度国大党的年会上,圣雄甘地根据时局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纲领,并将其作为国大党在当前的领导宗旨。这一宗旨包含着推广手工纺纱和织布、禁止饮酒、吸食鸦片和提高低等种族人民地位等几项内容。其中,采用手工进行纺纱织布这一项,甘地坚持认为它是赢得印度自治的重要而且有力的途径。
在和平之乡此行中,甘地希望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成为自己革命宗旨的支持者。甘地努力强调手摇纺车的重要性,而泰戈尔则认为,用原始纺车手工纺纱对印度自治没有任何必要意义,不应当蔑视科学。甘地想说服泰戈尔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尽管见解不同,两位伟大人物仍然彼此尊敬和热爱。
后来,泰戈尔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纺车的道路》一文,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是不能倚仗手工劳动来解决的。甘地也在自己办的周刊《青年印度》上著文《诗人和纺车》作为答复。泰戈尔在随后写给甘地的私人信函中这样申明两人的友谊:虽然你为着自认为是真理的见解而猛烈地打击了我,但是我们建立在互相敬爱的感情基础上的个人关系将经受得住这一严峻考验。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尽管甘地和泰戈尔两人在性格气质、思想见解上有种种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那深厚的相互信任、尊重的亲切感却始终将这两位品格高尚的人紧密地联系着。
同年年底,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主持召开了印度哲学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印度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哲学意蕴的演讲。
1926年初,泰戈尔又去勒克瑙参加印度全国的音乐会议。之后,他接受达卡大学的邀请,在那儿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还参观游览了东孟加拉邦的几个城镇,然后回到了桑地尼克坦。
尽管有许多繁忙公务在身,泰戈尔的文学写作却并未止歇。他是一个天生的才思泉涌的人。除了将以前的两篇小说改为剧本之外,在这一时期,他的重要收获是创作了歌舞剧《舞女的膜拜》。
这部剧作是在一个佛教故事的基础上构思的:国王信奉佛教,他的大儿子不信仰佛教,一心盼望早日得到王位,于是国王弃位出走,国王的小儿子也追随父亲,做了僧人。在印度,宫殿中舞女的地位十分低微。
舞女师利摩蒂景仰佛陀,决心去膜拜佛陀的圣坛,新王以死威逼她,不许她信佛,师利摩蒂不屈而死。而新王的母后虽本来信奉佛,后来因为觉得是佛教抢走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于是转而开始反对佛教。
剧情发生在春天里佛陀的诞生日。舞女师利摩蒂承担了向祭台膜拜的使命。公主觉得让地位卑贱的舞女担当这一神圣的使命太出格了,为了让师利摩蒂出丑,便决定让她改膜拜为跳舞,以亵渎祭台。深夜,舞女起舞,卸下自己豪华的衣饰,并虔诚地诵读膜拜的经文,她的奉献与无畏令公主感动得向她下跪,并乞求宽恕。
舞女师利摩蒂以虔敬证实了自己心灵的崇高圣洁,也表明人为划分贵贱地位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亦是该剧的人道主义精神之所在。除此而外,剧中还真实细腻地展现了老王后的心理矛盾——真心地信仰佛陀与因丈夫和儿子主张佛教的非暴力而出走,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之间的冲突。
泰戈尔坚信,印度教一旦与佛教相融合,将获得新生。在剧中,他呼唤具有高尚品格的佛陀和佛教主张的怜悯、非暴力精神: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聩而疯狂,
冲突是惨酷而苦痛无边的,
它的道路弯曲,它的贪心的束缚是纠缠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财富的爱的莲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烦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鸩毒,
因着不知终止的饥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在他们额上
点上鲜红的仇恨的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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